【汇旺担保】总管府

[拼音]:Zongguanfu

北周开始设定的区域性军事管理机构。魏晋以来,逐渐形成一些军事指挥区域,即都督区。其长官称都督,都督例兼所驻某州的刺史,兼治军民。大区都督常兼管数州,称为“都督诸州军事”。东晋王敦为江州刺史,镇武昌,都督江、扬、荆、襄、交、广六州军事,即以长江中游为中心,直至岭南地区均归其指挥。南北朝承魏晋之制,均有都督之设。如北魏有都督中外军事、 都督府州诸军事、都督三州诸军事等。北周明帝武成元年(559),始改都督诸州军事(疑为都督州诸军事)为总管,总管兼任所驻州刺史,并统辖邻近各州。诸州都督府改称总管府。偶有以一般总管身分辖数州总管之例。北周总管府大部分置于武帝时。建德六年(577)北周灭北齐,于北齐旧地增置一批总管府。总管府的设定,或在都会之地,或处守御之要。北周总管府中,洛州、幷州、相州最重要。北周武帝平齐后,于相、并两州总管府各置行宫及六府官,即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府,取代北齐之大行台(见行台)。后废幷州六府。大象元年(579),移相州六府于洛州,称东京六府。河阳、幽、相、豫、兖、青、徐七总管,皆受东京六府统辖。

隋代总管府分上、中、下三等置于诸州。其中统辖数州及至数十州的俗称大总管,如秦王杨俊为幷州总管,管二十四州诸军事,后改授汉王杨谅。杨俊转任扬州总管,镇广陵,管四十四州军事。蜀王杨秀为益州总管,管二十四州诸军事。大业元年(605),鑑于汉王杨谅以幷州总管起兵,炀帝下诏废除诸州总管。唐初于缘边及襟要地区的一些州治置总管府,领军出征者为行军总管或大总管。武德七年(624)改称都督府,而行军总管及大总管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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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旺担保】柴明达尔制

[拼音]:chaimingda’ erzhi

[英文]:Zamindar system

印度的一种土地制度。即政府通过中间人柴明达尔向农民征收田赋的制度。莫卧儿王朝、英国殖民者曾在孟加拉、贝拿勒斯等地区实行过这种制度。20世纪50年代末,被印度政府废除。

“柴明达尔”(Zamindar)一词原是波斯文的复合字,Zamin指土地,dar指持有者,合起来意为“土地持有者”。

莫卧儿时期的柴明达尔制

14世纪印度史籍里开始使用柴明达尔这个词时,主要指边远地区的土著部落酋长或印度教王公;从莫卧儿时期的阿克巴开始,越来越多地指国家的田赋征收人;17世纪主要指田赋征收人。他们分布全国各地,作为政府和农民之间的中间人向村社或农民征收田赋。其中孟加拉最为典型。柴明达尔征收田赋的税区,类似封建领主的领地(以下称领地)。柴明达尔领地大小不一。大中柴明达尔在居住村都有自有地,在居住村以外只有征收田赋权。小柴明达尔往往是村社(或村庄)的头人,直接佔有和使用土地。他们既是村一级的田赋征收人,又是纳赋者。从总体上讲,柴明达尔对其领地没有所有权。只有一定数量的佔有权和使用权。

柴明达尔的主要职责是替国家征收其领地的田赋,按时上交政府。政府为了使柴明达尔交足田赋,允许他们在领地内享有行政权、司法和军事权力。他们为国家征税,国家付给一定的报酬,通常表现为对领地拥有固定地产值分额的权利,约佔田赋承包额的1/10~1/4。这种与土地有关的权利可以继承、转让和出卖。

英国统治下的柴明达尔

176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掌握孟加拉的财政管理权。曾一度企图抛弃当地的柴明达尔,短期拍卖田赋征收权。但由于赋额过高,无人敢于承担,未能实行。1786年英国殖民当局为了稳定田赋收入,培植殖民统治的社会支柱,决定在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实行以确定土地所有者及其应交田赋数额为主要内容的永久性土地整理,其物件是柴明达尔。1789~1790年,英国殖民当局完成对三省的土地整理,并核定1790~1791年度三省田赋总额为2680万卢比(合 268万英镑)。1793年3月22日,印度总督C.康沃利斯发表文告,宣布:在孟加拉、奥里萨、比哈尔实行固定柴明达尔制。承认柴明达尔为世袭的土地佔有者,规定柴明达尔缴纳的田赋数额固定不变。实际上,剥夺了农民对土地的佔有权。

1795年,固定柴明达尔制扩大到贝拿勒。1802~1805年,进一步扩大到马德拉斯省的北部(今安德拉邦北部)。当时没有实行永久性土地整理的其他柴明达尔制地区,后来实行定期修订田赋额的临时性柴明达尔制。

经过柴明达尔制土地整理,在政府和农民之间大大发展了中间人转租制度,即帕特尼制度。柴明达尔由从前的包税人变为包税地主,他们不仅拥有对农民的统治权,而且拥有不断向农民增收地租权。随著生产的发展和荒地的开垦,柴明达尔所得的地租越来越多。据统计,印巴分治前的孟加拉和北方邦,佃农交给柴明达尔的地租和柴明达尔交给政府的田赋为23∶1。由于柴明达尔在政治、经济上从英国殖民主义者那里得到好处,所以他们效忠英国,成了英国殖民统治的社会支柱。

柴明达尔制就是以东印度公司为国家、以田赋征收人为地主、以耕者为佃农的租佃制。

在印度培植的柴明达尔地主完全是个腐朽的、寄生的封建统治阶级。他们只热衷于剥削农民,对农业生产毫不关心。印度独立前夕,他们佔有全国耕地的一半左右,成为印度最大的封建势力。1947年8月,印度国民大会党接管全国政权后,决定废除柴明达尔制度。政府用补偿金的办法取消柴明达尔在自有地以外的征收权,征用他们的多馀土地,但允许他们以“自营”名义保留大量耕地,继续成为农村的统治者。到20世纪50年代末,基本上废除柴明达尔制度(见印度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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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旺担保】丧歌

[拼音]:sangge

[英文]:funeral song

中国民间传统丧葬礼仪活动中传唱的风俗歌曲。亦称“葬歌”、“夜歌”、“孝歌”、“挽歌”、“哀歌”、“丧鼓”等。中国各民族大都有丧葬歌唱或歌舞的习俗,据历史文献所述“挽歌者,丧家之乐。执绋者,相和之声也。挽歌词有《薤露》、《蒿里》二章,……言人如薤上露,易稀灭。亦谓人死精魂归于蒿里”(晋干宝撰《搜神记》卷十六);“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庄子·至乐》),可见丧歌源流可追溯到秦汉之前。

丧歌一般只在老年人和中年人死后的丧葬礼俗活动中演唱。凡亡者的长辈,均不参加。演唱形式有独唱、对唱、 齐唱、 领唱与帮腔等。因适应丧葬礼仪中“守灵”、“送葬”、“入葬”等仪式程式,又有坐唱、走唱和跳唱3种不同形式。

丧歌的内容:

(1)哭述失去亲人的悲痛心情和对亡者的深切怀念;

(2)歌颂死者艰苦创业精神,以教育后辈;

(3)叙唱历史故事和世俗生活知识;

(4)聚众歌舞群唱,以铭其和睦团结之志。

丧歌的曲调大致可划分为下述几种型别:

(1)哀哭歌调。此类歌调大都建立在悲泣哭述语调的基础之上,有的实际上就是这种语调的音乐化。节奏自由,无一定结构模式,一句委婉的下行哭腔,大同小异地连续进行。如达斡尔族的“哭丧调”、云南楚雄彝族的“冒呃”、傣族的“喊海”,以及各地、各族称为“悲调”、“哭腔”、“哭亲人”的丧歌等。

(2)山歌、小调和歌舞曲。如湖北的“丧鼓”唱腔,即多为山歌调,其中嘉鱼环城的一套,就包括“平腔”、“高腔”、“悲腔”等3种板式,属于山歌联唱体。 湖南道县的丧歌 “路腔”,湘阴的丧歌“散花”等,则完全是小调风格。此外,还有部分丧歌需伴随祭祀性舞蹈进行跳唱。如湘西土家族、苗族的“跳丧”、贵州彝族的“跳脚”、云南景颇族的“丧葬舞”、哈尼族的“莫搓搓”、纳西族的“窝热”以及羌族的“芝干寿”等。

(3)吟诵歌调。多为祭师所唱。湖北大冶黄金湖的一套“孝祭歌”,湖南湘阴儒教的“丧礼歌”等,属于此类。另有一部分演唱历史故事的吟诵歌调,其音乐特点,已近似说唱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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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旺担保】元史

[拼音]:Yuanshi

记录元朝史事的纪传体史书。宋濂(1310~1381)、王祎(1322~1373)主编。全书二百一十卷,包括本纪四十七卷、志五十八卷、表八卷、列传九十七卷,记述了从蒙古族兴起到元朝建立和灭亡的历史。

明洪武元年(1368),即元亡的当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编修《元史》。第二年,以左丞相李善长为监修,宋濂、王祎为总裁,赵壎等十六人为纂修,于南京天界寺开局编写,仅用了一百八十八天,便修成了一百五十九卷。接著又派欧阳佑等往北平蒐集元顺帝一朝的史料,于洪武三年重开史局,纂修除赵壎外,另召朱右等十四人蔘加,用了一百四十三天续修成五十三卷。然后合前后两书,按本纪、志、表、列传厘分后,共成二百一十卷。全部编撰工作历时只三百三十一天。

《元史》由于成书仓促,而且出于众手,出现了不少谬误,历来就遭到学者们的非难。所指出的问题主要是:随得随抄,前后重复,失于剪裁;又不彼此互对,考定异同,时见牴牾。如本纪或一事而再书,列传或一人而两传。同一专名,译名不一。史文译改,有时全反原意。沿袭案牍之文,以致《河渠志》、《祭祀志》出现了耿参政、田司徒、郝参政等官称而不记其名。又据案牍编宰相年表,仅删去其官衔而不予考订,以致有姓无名。列传照抄碑志家传之类,取舍不当之处甚多。改写纪年的干支,竟有误推一甲子六十年的情况,使史实完全错乱。史料中没有具体庙号的皇帝,改写时弄错的例子甚多,如将太祖误为太宗,太宗误为太祖,宪宗误为世祖,世祖误为宪宗等。纂修人对前代和元朝蒙古族的制度也不熟悉,如宋朝各州另有军号、郡名,《地理志》述沿革,却写成某州已改为某军、某郡之类。又如蒙古各汗的斡耳朵,汗死“其帐不旷”,由后代后妃世守以享用其岁赐,《后妃表》编者竟据此名单列为某一皇帝的妻妾。如此等等。所以清人钱大昕嘲笑“修《元史》者,皆草泽腐儒,不谙掌故”,因此下笔“无不差谬”。

但是,作为研究元代历史的史料来看,《元史》比其他某些正史的史料价值更高。

(1)元代的十三朝实录和《经世大典》已经失传,其部分内容赖《元史》得以储存下来。

(2)《元史》的本纪和志佔去全书一半,而本纪佔全书近四分之一,《文宗纪》竟多达一年一卷。有人批评它不合定例,不知芟削。然而这种作法却起到储存上述失传史料的作用。列传部分,由于元代史馆的资料就不完备,汉人(特别是文人)常有碑传可资参考,而一些蒙古名臣往往无从搜寻,因此立传有详于文人,略于蒙古将相大臣的现象。如丞相见于表的有五十九人,而立传的不及一半。太祖诸弟、诸子仅各有一人有传,太宗以后皇子无一人立传。可是就见于列传的蒙古、色目人而言,其中有一小半人已没有别的史料可供参考,后世对这些当时有很大影响的历史人物的事蹟只能通过《元史》才能了解。

(3)纂修者违反了修史的惯例,没有删去儒家学者认为不屑一提的史实。如有人批评“作佛事则本纪必书,游皇城入之礼乐志”。又批评它“列传则先及释老,次以方技,皆不合前史遗规”。《元史》中保留或增加了这些内容,正是反映元代一些重大社会内容的史实。此外如《地理志》附录河源、西北地、安南郡县等项,《祭祀志》附国俗旧礼,《食货志》增创岁赐一卷,这都是根据元代实际情况保留下来的重要史料。

书成不久,就有朱右作《元史拾遗》,解缙作《元史正误》。解缙还奉旨改修。清朝以来,不断有人重修《元史》。留传到现在的,有邵远平的《元史类编》,魏源的《元史新编》,曾廉的《元书》,柯劭忞的《新元史》,屠寄的《蒙兀儿史记》等。但它们都不能取代《元史》原书。

《元史》于明洪武三年(1370)冬刻成(见彩图)。

嘉靖时南京国子监用洪武旧版重印,损坏的版页则重新补刊,称为南监本。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衲本《元史》,是以九十九卷残洪武本和南监本合配影印的,但其中有描修的错误。197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元史》标点校勘本,以百衲本为底本,校对了北京图书馆藏原书、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一百四十四卷残洪武本及其他版本。除本书互校外,又参考有关史料进行了校勘,并吸取了前人的考订成果,是目前较好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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